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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湾乡镇长改为官派的“双面刃”效应及其影响

柳金财

柳金财,台湾佛光大学公共事务学系助理教授。

林智坚为何抛新竹县市合并 他揭背后真正目的_1631838845433

林智坚抛“新竹县市合并”议题

作者 柳金财(佛光大学公共事务学系副教授)

最近伴随民进党籍新竹市长林智坚提出合并新竹县及新竹市,成为所谓“第七都”之议;也再度掀起台湾乡镇市长废除“直选”改官派长期争论。现行台湾地区行政区域划分为“六都”、十三个县及三个省辖市,呈现“一区三制”状态。这存在于三级地方自治区的选举,是否具有落实地方民主的意义呢?为何目前“六都”170个区的民众不须有“落实地方民主”及“公民参与”之需要呢?而其他13县共198个乡镇市的民众,却还要“落实地方民主”而拥有“公民”参与乡镇长之选举权?为何在都会型的区不是推动直接选举,反而是推动在农业县乡镇市还要维持直选呢?

台湾社会中主张废除乡镇市地方自治者,多半认为会造成选举买票、绑桩等贿选,导致地方派系横生的黑金政治、宗族及家族政治兴起;主张直选者则认为,依照“六都”废除乡镇长直选经验,这势将加强行政当局集权,地方民意难以反应至更高层级公部门,乡镇政府更加官僚化,这反加速台湾城乡差距与乡村地区没落之趋势。是故,赞成与反对官派乡镇长各有其立论点,南辕北辙、泾渭分明,难以妥协。

事实上,台湾社会自1990年代开始,国民党李登辉时期无论是在“国是会议”(1990年)或是“国家发展会议”(1996年);抑或是在民进党陈水扁时期2000年后“经济发展咨询会议”(2001年)中,已三度达成支持乡镇(市)长官派的社会共识。但无论是,李登辉主政时期1997年行政会议虽通过“省县自治法修正案”,然却未送立法机构。陈水扁时期,行政机构也曾提出“地方制度法”修正案,拟推动乡镇市长官派,惟掌握“立法会议”的多数联盟的泛蓝“立法委员”,却也未曾同意乡镇市长官派过。

蔡英文主政时期,民进党同时取得“行政权”及“立法权”,完全“执政”。2020年3月民进党籍“立委”郑运鹏、锺佳滨、刘世芳等19人提出“地方制度法”部分条文修正草案,修“法”内容包括:试图取消乡(镇、市)级自治选举等。然而,当民进党“立委”提出本案在“立法会议”报告事项处理时,国民党党团提议将本案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;立法机构负责人游锡堃询问在场“立委”有无异议,无人表达异议,因此决议退回,最终未能够付委审查。该案若民进党要强力动员表决,居于半数以上席次根本不存在“立法”困难,但最终却未表决而是决议退回。显然,台湾社会反对全面废除乡镇直选的力量非常大,即使完全“执政”的民进党也未敢完全逆反民意。

台湾基层社会反对乡镇长改为官派,认为这悖离台湾民主发展源自地方选举及地方自治的起始点。显然前述三项改革会议的共识,与台湾民间社会意见及需求有所落差。台湾社会绝大多数民意,普遍反对官派乡镇市长,且这种民意基础具有长期稳定性。例如根据2017年11月17日国民党智库针对“乡镇市长及水利会长官派问题”进行民调,结果发现高达80.7%民众不赞成官派乡镇市长,赞成者则仅有9.5%。民调结果指出,若将乡镇市长的产生方式从选举改为官派,有58.1%的民众认为是为县市长选举绑桩,批评为大开民主倒车的行为;仅有18.6%的民众认为能提升行政效率。

这是来自国民党智库的调查,部分民进党人士曾质疑因国民党长期掌握乡镇市长席次,必然反对废除乡镇长直选,批评此民调公正性及客观性。2018年8月13日山水民调公司公布调查结果,赞成官派24%、反对官派达76%。四分之一民众支持官派,认同“乡镇长改为官派可以终结地方派系”、“现在的地区黑金家族政治的确是实质世袭,制度精简化虚级化有助于消解这些问题”、“支持改官派,区长都官派为何人口少很多的乡镇长还要选举,浪费人力财力,又会受到地方派系的左右,甚至黑道的制约”。此一民调公司一向由亲近绿营专业人士所经营,如果国民党智库调查结果不具客观性,那山水民调结果又如何判定或解释呢?其调查反对废除直选比例76%,与国民党智库80.7%相近。

另2021年3月21日入口网站《YAHOO》以“民进党员建请蔡英文将乡镇长改为‘官派’,你赞成或反对?”为题,进行网络投票,结果显示赞成跟进“六都”区长官派政策561票;反对官派首长认为可能不解民意4637票,高达近90%民意反对官派乡镇长。按理而论,蔡英文主政期间民进党完全“执政”,若需要修订或废除乡镇长直选之法规,并无存在修订法律困难。

无论是国民党或民进党完全“执政”,皆未强行通过修改“地方制度法”,显示试图废除乡镇长直选的难度何其大,尽管历经国、民两党“执政”所召开三次会议,民间社会反对声浪依然强烈。事实上,废除乡镇长直选设区改为官派,正是体现自治化与行政化逻辑之冲突。现行“六都”加上三个省辖市基隆、新竹、嘉义,人口数占全台3/4,此等区域已无乡镇市长选举,其县乡镇自治机关已改成派出机关的区公所,这基本上体现专业化、行政化运作逻辑。

而剩下1/4人口的其余13个县、198个乡镇市,则依法选举乡镇市长及其代表。台湾行政区域划分“六都”及三个省辖市人口约占7成以上、资源超过7成以上,其选举层级却最单纯仅涉及市长直选。然非直辖市的县人口及资源较少,却都保有乡镇市级选举,选举乡镇市长必须搭配乡镇市民代表会代表之选举,尽管可能导致基层政治陷入派系化及黑金化,但却充满“自治化”逻辑,形成台湾地方政治的“两制”问题。

从民进党当局并未强行修订法律以实践其原初政治理念,其未坚持恐怕也是虑及2018年11月台湾地方选举后,国民党获得15席县市长席次,一旦全面废除乡镇长直选,恐地方政治“区长”遴选形成全面“泛蓝化”普遍现象,压缩民进党在地方经营,导致地方政治“全面蓝化”形成“蓝地方包围绿中央”状态,如此“绿中央”变成一座政治孤岛,一旦“蓝地方”联合集体行动恐切断“绿中央”政策执行及行政指令。

2016年民进党“执政”后不久,其主政下行政机构通过《农田水利会组织通则》修正草案,将全台15个农田水利会改制为“公务机关”,全面改为官派;后又倡议废除农会选举,全面改为官派。民进党“立委”提案废除乡镇市长直选改官派,此种废除基层选举之“官派逻辑”,名为提升行政效能与扫除地方派系、基层黑金,实为抢占资源永续“执政”,意图挤压国民党及无党籍人士政治空间。然而,若是当民进党政党形象及政党支持度下降,最终导致输掉“二合一”选举,若再输掉地方县市长选举,一旦乡镇市长改为官派,那么民进党将会面临从“中央”层级到县市层级、乡镇层级政治参与空间的全面紧缩。

换言之,台湾乡镇长改为官派实为一把“双面刃”,一旦他党完全取得“中央”层级及县市层级“执政”,势必全面压缩反对党。这既可能损及国民党的地方基础,也可能会压缩民进党的地方经营。此或为三项会议虽达成废除乡镇长直选共识,但即使民进党完全“执政”也不敢踰越雷池半步之主因。这显示民进党之政治理想及实际政治的落差,民进党基于政党利益及永续发展的政治理性考虑,使其陷入“左右为难”、“进退失据”困境泥沼中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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