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——韩城秧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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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韩城秧歌，俗称“唱秧歌”、“对对戏”，是融说唱、民歌、舞蹈为一体而以说唱统领整个表演的一种综合性曲艺形式。

　　韩城秧歌源于后唐宫廷，清光绪年间进入鼎盛期，诞生于民歌和元杂剧的“嫁接”，主要流行在陕西韩城及周边地区。韩城秧歌“说、唱、表”兼而有之，在表演时唱则不舞，舞则不唱;击乐伴奏时，唱时不敲，敲时不唱，是一种非常独特且具有浓郁地方风情的艺术形式，不少音乐工作者用它的曲调改编的歌曲。其经典剧目主要有《自本熬活》《游九洲》《十月怀胎》等。

　　2008年6月7日，韩城秧歌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，项目编号Ⅴ-90。

历史沿革

韩城秧歌小戏《亲家母打架》     图片来源：网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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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渊源背景

　　韩城秧歌的起源有三种说法：一说源于后唐宫廷，如秧歌《彩楼配》中之表段子“正月十五君民乐，唐朝发明唱秧歌，天子耍丑耍得好，正宫娘娘把头包”，此说乃民间传闻，史无可考;另一说源于清代著名文士吴锡麟的《新年杂咏》，其中说，秧歌是由宋代的“村田乐”演化而来，秧歌即插秧之歌；再一说源于宋元杂剧。从音乐发展、表演程序的角度考察，韩城秧歌明显受到宋元杂剧的影响，韩城秧歌在表演时，唱则不舞，舞则不唱。击乐伴奏时，唱时不敲，敲时不唱。

　　发展情况

　　韩城秧歌在清朝光绪年间进入鼎盛期。光绪二年(1876年)，艺人韩敏卿带领秧歌班子进京，在皇宫中设有“秧歌教练”，专门教演秧歌。光绪二十五年(1899年)，韩城知县吉冠英为接待清廷派来的钦差张启华，举办了一次韩城秧歌大会演，历时10天，共150位艺人登台表演，展示了韩城秧歌的迷人魅力和精美艺术。这两次演出，成为韩城秧歌发展史上的两大盛事。

　　民国年间，韩城秧歌达到全盛期。民国十五年(1926年)春节期间，薛峰川的名艺人建德和天宝，各为本村秧歌班的领头，筑台对唱秧歌，难分高下。于是，又各邀请全县各地的名艺人出台助阵，一时红角云集，方园百里的群众扶老携幼前来观看。一直唱到收麦前，才算停住。民谣说的：“建德、天宝齐名列，丈八元漂亮白如雪”正是指这次对唱的盛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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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解放后，文化工作者对韩城秧歌搜集整理和探求发展的工作从未间断。1953年出版的《陕甘宁老根据地民歌选》，发表了聿尹收集的韩城秧歌《十想》。1957年，陕西省剧目工作室徐谦夫一行，收集整理了韩城秧歌93个唱词(本)。1957年3月，陕西省第一届民间音乐舞蹈会演，艺人卫百福、牛用堂、王彦明合演了韩城秧歌剧《上楼台》。

　　1962年，陕西省艺术馆又派刘均平、许友夫、窦伯超对韩城秧歌的唱腔音乐进行了收集整理。陕西省歌舞团在全国歌舞观摩演出晚会上，演出了创作的韩城秧歌《背矿员》，使乡土艺术一步步迈进正统艺术的殿堂。1979年，创作演出大型舞蹈《丰收乐》，参加陕西省第三届音乐舞蹈会演，获创作表演一等奖。

　　1981年，陕西省文化厅雷达，刘均平，县文化馆屈海浪对韩城秧歌重新作了录音、记谱、整理，编印了《关中民歌--韩城秧歌》。1985年3月8日，“韩城秧歌协会”成立，为培养壮大创作、演唱、研究队伍奠定了基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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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2011年，韩城秧歌研讨会举办，邀请省内外音乐、舞蹈、戏剧等各界专家齐聚韩城，共商韩城秧歌发展大计，同年召开了韩城秧歌歌词创作座谈会。2012年，由韩城市政协与市文化馆共同编辑整理的《韩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集锦》，对韩城秧歌进行了介绍。2013年，编辑整理了《韩城秧歌集锦》一书，制作《韩城秧歌创作歌曲》碟片。同年，在陕西省非物质文化保护中心的支持下，举办了韩城市首届韩城秧歌大赛。

艺术特点

韩城秧歌表演中的手势     图片来源：渭南日报

　　表演特征

　　韩城秧歌在表演时唱则不舞，舞则不唱，类似元杂剧。其演唱部分的“正曲”，类似宋、元杂剧的“正剧”，而丑角的说唱部分，则更像宋、元杂剧的“散段”。韩城秧歌《上楼台》中的曲牌缀唱，很像《董西厢诸宫调》中的套曲连唱。就连称谓，男角称为“丑角”，旦角成为“包头”，也和元杂剧类似。韩城秧歌的大多数曲目是歌舞类的曲艺演唱，但部分曲目表露了由叙事体向代言体的过渡痕迹。

　　韩城秧歌的表演程式是由开场、正曲、退场三部分组成。开场部分又有几个层次：首先丑角登台“拜场”，即唱一支“四六曲”表示自谦;“拜场”过后是说表，即丑角说表段子，或传统段子，或即兴创作;“说表”下来是“请场”，即丑角请包头上场，包头唱“开门调”亮相;下来是“数花”，即丑角说表段子数说(褒贬)包头;“数花”下来是“推接”，即由丑角唱“四六曲”表示推让，包头唱“四六开门曲”表示承接。至此，开场部分结束。正曲是一出秧歌的核心部分，一般由丑角、包头用套曲联唱的形式，表演一段简单的剧情。一出秧歌的思想内容和演唱特色主要在正曲中体现。退场是一出秧歌的结束部分，由包头与丑角唱“四六曲”以示自谦。如：“一把扇子七根柴，鹤子翻身滚下来，咱二人不是捆柴的手，后场请出行家来。”这一组艺人下场，下一组艺人登台。

韩城秧歌艺人   来源：中国文化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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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韩城秧歌的包头(旦角)以娇、巧、俏、媚为特点，动作柔媚，婀娜多姿;丑角则以刚健悍勇见长，跺脚蹬腿，步态萧洒。二人刚柔兼济，对比强烈。其舞蹈图案，多是从原地的“拉锯式”迈向“月亮牙”，“剪子关”推向“驴赶场”、“鹑鸽踅窝”，最后进入“云遮月”、“满天星”等。变化丰富，层次清晰，热烈而不紊乱，细腻而不平寂，与秧歌调的配合十分密切。

　　唱腔曲调

　　韩城秧歌的唱腔曲调属曲牌联套体，现存117种。这些曲调风格特殊，调式丰富。有的曲调旋律平稳柔和，有的曲调则高亢嘹亮。艺人卫百福演唱的《十字句》音域宽广，气势磅礴，声遏行云。韩城秧歌大量使用衬词衬腔，这对形成韩城秧歌独特的音乐风格起着一定作用。《十绣》歌词只有三句，基本曲调只有15节，但秧歌艺人在后面紧紧抓住核心乐汇，反复展衍、铺排，谱出了26小节歌词全是衬词的副歌式的曲子，这就大大展开了原歌段的曲式结构，淋漓尽致地发挥了韩城秧歌的音乐魅力。韩城秧歌不仅重唱，而且重表。这种“表”的因素，也渗透到曲调中来，形成了有说有唱，说中有唱的特点。丑角专用曲《四六曲》，前四句虽是歌唱，但又近似述说，中间可长可短，有的则干脆是韵白的扩大。末尾唱一句煞尾，俗称“四六带把”。在音乐唱腔上，既多姿多彩，又风格独具，是韩城秧歌艺术特色的主要标志。

丑旦对唱《坐上卧车游四方》    图片来源：网络

　　道具乐器

　　韩城秧歌的道具服饰简单轻便。丑角画白鼻梁，着便装，头戴草帽圈，手执花扇或烟袋。旦角则涂脂抹粉，画眉贴鬓，红袄绿裤，手执花扇或手帕。道具的巧妙使用，是韩城秧歌的一大特色。艺人讲：“扇子能扇风，遮羞又传情。喜怒巧用扇，性情不一般。烟袋可作笛子吹，也可作马鞭子用。既可作各种兵器，又可当拐杖、伞用。”

　　韩城秧歌过去都是演员清唱，无弦乐伴奏。乐器只用三件打击乐器：马锣、大锣、大镲，后来加入了板鼓、小鼓。打击乐伴奏，多用于“走场”。20世纪40年代，韩城秧歌开始用弦乐伴奏，如民间老艺人杨文华用三弦为秧歌艺人卫百福伴奏。至20世纪60年代，韩城秧歌的伴奏增加了板胡、二胡、笛子、唢呐等一些民族乐器，后来还加入了电声乐队伴奏。

经典剧目

韩城秧歌小戏《货郎算账》    图片来源：梁带村芮国遗址博物馆

韩城秧歌小戏《拜年》     图片来源：梁带村芮国遗址博物馆

　　韩城秧歌传统的演出曲目相当丰富，有历史传奇、神话传说、民俗风情、民间故事等多种题材的作品，共挖掘整理出曲目127个，出版曲本96种。其代表剧目主要有《自本熬活》《游九洲》《十月怀胎》《割韭菜》《闹新房》《五柱香》《五更鼓》《看花灯》《闹元宵》《望江楼》《张先生拜年》《小寡妇上坟》《绣荷包》《送情郎》《纺棉花》《思情郎》《上楼台》《货郎算帐》《采花》《算卦》《国难》《放学》《织手帕》《十二将》《婚姻自主》等。

传承保护

　　流传现状

　　20世纪40年代末，韩城秧歌开始走向衰微，至20世纪60-70年代，其表演已很少见，只有在山区的个别村落才能见到。可以说，韩城秧歌已处于濒危状态，随时有消亡的可能，急需制定保护方案，抢救扶植，帮助传承。

　　保护措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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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2016年，韩城市委、市政府及韩城市文体局、文化馆加大了对韩城秧歌的重视、发掘、抢救、继承、弘扬。先后出版《韩城秧歌》和《韩城秧歌剧目选》等秧歌专著以及组织剧本创作、秧歌专场演出等事宜，加大对秧歌艺人的保护、技艺的创新发展和新艺人的培养传承。在韩城人民艺术剧院戏曲学校和星蕾艺术学校、韩城职专特设3个培训班，分别对其进行专业、全面的培训，发现并培育韩城秧歌新苗。

　　2019年11月12日，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名单》公布，韩城市文化馆获得“韩城秧歌”项目保护单位资格。

曲艺价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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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韩城秧歌其独特的艺术价值，在中国民间音乐艺术宝库中占据一席之地，不少音乐工作者用它的曲调改编的歌曲都曾风靡一时。陕西歌唱家王淑德以《绣花团》唱红半个中国，其主旋律是以韩城秧歌《十想》调填词配器。冯健雪的《绣香包》更是以韩城秧歌《十绣》调填词配器，成为她演唱会上的压轴曲目。吉喆先生创作的板胡独奏曲《秦川新歌》也是以韩城秧歌为素材，慷慨激越，悦耳动听，名噪一时。韩城籍的舞蹈工作者张祯祥以韩城秧歌的舞蹈为素材编写的舞蹈《扁担歌》《女社员》还进入中南海演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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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策划：张祝华